基因测序将引领多发性骨髓瘤进入精准治疗时代，在火热进行的ASH年会上，公布了新药时代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相关的诸多研究数据，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更有利的依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淋巴肿瘤中心主任邱录贵教授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解析。
《肿瘤瞭望》：请您分享一下本届ASH会议的亮点内容?
邱录贵教授：总体来说，本届ASH会议主要热点集中在以下方面： 应用基因组学等新技术深入研究血液肿瘤的生物学特点、发病机制研究；新型分子靶向药物的更大系列及更深入的临床试验， 在淋巴瘤中特别是B细胞淋巴瘤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激酶抑制剂的优化组合；在免疫治疗方面仍然集中于CAR-T细胞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其中CAR-T细胞治疗在血液肿瘤中更具有发展前景而受到持续关注， 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观察疗效。今年骨髓瘤方面BlueBird公司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靶向BCMA CAR-T细胞治疗的I期试验数据显示：接受治疗的9例患者全部获得了部分缓解以上疗效，1例患者取得了完全缓解，其中2例患者微小残留病灶（MRD）监测阴性，无3级以上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生，结果令人鼓舞。另外，PD-1/PD-L1抑制剂与其他药物联合能否进一步提高疗效也是今年的热点话题。
《肿瘤瞭望》：精准治疗时代应用基因测序监测多发性骨髓瘤（MM）有哪些优势？
邱录贵教授：自从2015年1月奥巴马提出精准医疗计划以来，这一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仅将其理解为基因测序。事实上，精准医疗的概念是多方面和多深层次的，包括全面了解肿瘤本身生物学及肿瘤微环境特性，同时结合患者体能、合并症情况，综合临床特点和代谢组学研究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最佳治疗方案。
事实上，MM的基因测序研究历时已久。MM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多步骤过程，从良性病变MGUS开始，到无症状但恶性的SMM阶段，逐渐演进为有症状的MM乃至难治性MM，肿瘤基因组不断发生进化，逐步积累复杂的基因突变。目前研究发现，平均每个初诊MM患者存在56-80种体细胞突变，略少于实体肿瘤，但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白血病遗传学突变。
本次ASH介绍了一项由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支持的CoMMpass研究，该研究对1147例患者进行体细胞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初步分析显示，在具有完整数据的627名患者中，共检测到38222种错义突变，涉及12994个基因，其中20余种较为常见，包括NRAS、KRAS、P53、TRAF2和TRAF3，目前未发现共同的驱动突变，这为MM的基因靶向治疗带来了诸多困难。
此外，本人非常关注多发性骨髓瘤的克隆演变研究。深度二代基因组测序是监测肿瘤克隆演变的有力手段，哈佛大学Dana Farber癌症研究中心的Kenneth C. Anderson和Nikhil C. Munshi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研究团队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生、发展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对此，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通过较为实用的单细胞多色定量FISH技术证实了多发性骨髓瘤的克隆演变现象，而且发现其与疾病耐药和治疗选择密切相关。所以，这些新的技术在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了解疾病本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肿瘤瞭望》：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手段有哪些
邱录贵教授：邱录贵教授：目前，MM的治疗手段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化疗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二，新药物例如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不断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疗效，降低不良反应。特别是单克隆抗体如CD38单抗Daratumumab、抗CS1单抗Elotuzumab、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飞速发展，明显提高了MM疗效；第三，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仍然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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